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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春的足迹《技艺与文化》（一）：

富春花局与花卉种植园

扬州富春茶社是在富春花局的基础上创设的，在富春茶社长期发展的过程中，逐步形成一种独有的风格——“花、茶、点、菜、宴”的结合。茶社同花局的经营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因此，谈富春得从花局谈起。

早在前清光绪十一年，即公元一八八五年，陈霭亭先生，以挑花担叫卖于扬州城街头巷尾为生，积些银元后，租赁扬州得胜桥一个巷内（后称富春巷）民房十余间，并几分空地，创设了富春花局。原始资本为铜钱，一千二百吊（合银元八百元）。几分空地，开辟为一个小小的花园。雇用花工四人，栽培四时花卉和创作各种盆景应市。

富春花局开业时，自种自销，营业毕竟有限，后来象牡丹、春梅等应时花卉，本园所产，往往供不应求，势必要向外购进“熟货”（即成熟的花卉）应市，其来路一是向苏州、上海产区购进；一是向本地的堡城、宝塔湾等处的“园户”购进。这样，富春花局就从自种自销发展为有种有销。在销路方面，开始时，限于本地，以后逐步向高邮、宝应、泰州、兴化、淮阴、靖江等地推销，业务随之扩大。

富春花局能够得到发展与当时扬州的经济基础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，尤其是在清廷实行“盐票”制度以后，扬州成为两淮盐务的中心，商业繁荣，盐商墨客云集，文风鼎盛，“雅士骚人”毕至，玩“花”有人，花局逐运而兴。“大户人家”如地主、士绅、富贾，尤其是那些家财巨万的盐商，为了在他们的庸俗腐朽的生活中，添上一些“风雅”，他们常年买花，以作厅堂的点缀，这是富春的头等主顾。“号家”如盐号、木行钱庄、银楼等具有规模的商号，也讲究以花卉盆景作为摆设，还有规模较小的号家，富春可以“租花”给他们陈设，按月或按季收取租金；“用户”如茶叶店，则为珠兰、茉莉的大主顾。他们买回“花头”，作窨茶之用，“闲门”（妓院）也是花局常年主顾，他们主要是买“花头”，穿花佩戴。还有一种“花贩”，向富春买了花，到大街小巷叫卖，此外每逢人家有婚丧喜庆，花局都有生意可做，逢年过节，更为热闹，买两盆碧桃或牡丹送人，确实是一种高尚礼品。富春花局在一段时期内，每年的营业额少则二、三千元，最多时一年达四千余元。估计每年的利润当在千元左右。那时候，家店不分。利润的一部分为家庭所消费，一部分继续投放在花卉上，象白兰、建兰、珠兰、京松、玉松、杜鹃等细种花卉都有二千盆左右。花局的经营必须建筑在商业繁荣的基础上，有极大的依存性，同时，花卉的价值也不是稳定的。花在欲开未开之际价高，既开以后价格降低，产量之多少，也会影响价格，辛亥革命的前几年，社会动荡，经济衰落，花业也随之萧条，陈霭亭在宣统二年，即公元一九〇七年去世，花局业务一蹶不振，辛亥革命那一年，菊花一盆，卖铜元两枚，尚无人问津，这时候的富春花局，可以说是气息奄奄，朝不保夕。陈霭亭先生去世后，富春花局作为“祖业”由其子陈步云先生继承下来。

一九一二年，扬州商会会长周谷人的父亲周颖孝很欣赏富春花局的地方清静，但因在教坊的茶馆里吃茶，很不清洁，故怂恿陈步云先生在花局辟几间房屋，设一茶室。当时，花局的房子空着，花匠闲着，条件是有的，就是需要一些开办费，乃由周颖孝先生出面，邀约知己数人，共聚“盛举”，当时有包梦花（秀才，民立学校教员）、陆禹贻（文兴昌金店老板）、蒋九峰（县政府“总书”）等六、七人，每人预付茶资五、六元，总计不足四十元，作为开办费用，这就是富春茶社的原始资本。

茶社开办费有了着落，花局分出二间房子，作为起座；闲着的花匠做招待员；茶社应用的桌、凳以及茶壶、水吊子等设备，均向“通灵泉”茶馆租用，每天付给租金四百文，约合小洋四角，茶社就这样因陋就简择吉开张了。开始时，名为“藏春坞茶社”，周颖孝和他的那一班好友，几乎每天必到，周每天乘轿子来，乘轿子去，颇为引人注目。隔了两个月，茶社改名“借园俱乐部”，再数月，始定名为“富春茶社”。

这一年，富春茶社的业务单纯，仅卖清茶，谈不上有多大盈利，但是达到了“以社养局”的目的，因茶社之开设，使花局得以维持下来，茶社的顾客，多半是士伸和政商学界的上层人士，他们到富春来，品茗赏花，清淡以消永日，或则吟唱对弈，以作消遣。

一九二〇年左右，陈步云先生在东关街购地十亩，育花拿到茶社来卖，尤其自产珠兰甚多。“购进十亩”后，以花卉发展更为茂盛，东关十亩地后来成为富春的花园（即现在的花局里和富春花园茶社），也就是富春花卉种植园的所在地。

（文/周建强）